全球新消息丨西欧的市民异教，在面对封建危机时，方式和农民平民异教的不同

十四到十六世纪是西欧封建制度解体、资本主义兴起的历史时期。作为“反封建的革命反对派”的市民异教和农民平民异教，曾经先后出现于这时期的英国、捷克和德国，并在这些国家的重大历史事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因此，专门就这两个异教形态进行研究，必将为进一步理解整个西欧的反封建斗争问题提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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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四世纪晚期的英国，农民平民异教已“发展成一种与市民异教鲜明不同的党派见解”。对这两个异教在英国的出现，苏联一些教材分别讲述了威克利夫倡导的教会改革和约翰·保尔为代表的劳拉德派的活动；但未提二者之间的联系，似乎它们是对立而平行发展的、互不相涉的。

西方学者则认为劳拉德派是“威克利夫的追随者”，说它是“威克利夫组织和培育的”；他们往往把劳拉德派也称为“威克利夫派”。这两种看法的大相径庭为我们提出了问题，使我们有必要对两个异教在英国的形成和发展作一些考察。

英国的教会改革，具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和较长的酝酿过程，至十四世纪七十年代才形成一个运动。倡导教会改革的威克利夫，四十三岁以前仍不为时人所知，他1374年因受命同教廷谈判圣职任命权问题，才参与了政治活动。

在以后十年里，特别是1378年教会大分裂开始之后的几年里，他发表了许多抨击教会的言论，写了许多见解激烈、理论精辟的神学论文和宣传小册，因而使他得到岗特·约翰的赞助和保护、贵族骑士和大学师生的支持以及伦敦市民的拥护，成为一时的风云人物。

他的神学著作《世俗统治》和《论教会》，强调了世俗当局的权力，揭露了教会的腐败堕落，攻击了繁缛仪礼和偶像崇拜，提出了“民族的、廉价的教会”观念。他的《论圣经的真理》和《论圣餐》，主张以《圣经》为教义的唯一可靠依据。

否定教士在上帝与人之间的“特殊的”中介作用，给了教阶制度致命的打击，从而推翻了教会权威由之树立的理论基础。这实际上已为市民异教提出了完整的理论。他提倡用民族语言做礼拜和讲道，这些论著和活动不仅推动了英国当时的阶级斗争，对教会改革和农民起义产生了重大影响；

而且为后世宗教改革者和异教活动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提供了范例。由于教会大分裂给了英国的改革以有利时机，从1378年到1384年病死是威克利夫一生最为活跃、成就最大的几年，那也是一个具有完整理论的市民异教已经出现和教会改革进入高潮的时期。正是在那个时期，农民平民异教与市民异教及其倡导人发生了密切的联系。

1381年起义开始不久，攻陷了坎特伯里的肯特农民队伍立即打开监狱放出保尔，并推他为运动的一名领袖。说明保尔早就为英国人民，尤其是听过他讲道的肯特人民所熟知和拥护。

这不仅因为他讲道的内容激烈，能反映人民疾苦和指出斗争方向；而且还因为他讲道的时间长久，自60年代初期已经开始。有人就根据他“早在1366年遭到了破门处分，但这时威克利夫仍在信奉正统教义，”而设想“约翰·保尔必定是独自形成了自己的见解的”。

但是，像保尔这样一些宣传农民平民异教的激进牧师，一向只是分散、个别的活动，并无统一的组织；更重要的是，这些激进牧师还缺乏系统的异教理论，他们的宗教外衣还不够完整。

使农民平民异教的活动家与市民异教的改革运动结合起来的是威克利夫。他的一系列反天主教正统的理论吸引了这些激进的穷牧师。这不仅因为他的理论能有力地打击共同的敌人——天主教会，而且还因为从那些理论里能引申出农民平民阶级需要的东西。

例如，威克利夫希望教会“自愿地放弃其财产，回到基督教原来的清贫状态”。这些激进牧师不仅赞同教会清贫，而且还主张恢复早期基督教的平等关系。又如，威克利夫根据《新约·哥罗西书》1章16节创立其“天恩”理论，断言任何人掌握权力和财产皆由于上帝的恩典，条件是此人必须忠诚地为上帝服务，否则其权力和财产必被剥夺。

这本来是为世俗统治者剥夺教育产提供的理论，但却能引申为否定除上帝以外的一切权威和否定一切私有财产。后来瓦特·泰勒和约翰·保尔在农民起义中就提出了“所有的人一律平等”，“教会财产应在俗人中分配”。

为教会改革辛勤工作的威克利夫也很需要这些穷牧师。他之所以用英语写作神学论文和通俗小册，目的是把自己的教义让广大英国人民知晓，这些终年巡回各地传道的牧师正好充当他的宣传队员。

他们乐于向群众宣讲威克利夫教义，尤其是他那些激烈的主张。“劳拉德派”一词大约出现于此时，它的原意为“咕咕哝哝的祷告者”，这是教会人士对宣传威克利夫教义的穷牧师的贬称。

但是，劳拉德派一出现后就得到迅速发展，其成员已不限于这些穷牧师，它成了一个反天主教会的广泛性组织。《英国人民简史》说它出现后“遍布于每个地方和所有阶级之中，在贵族中、在城市里、在乡村的农民中，甚至在僧侣的斋舍里都有，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人是劳拉德派信徒”。

由此可见劳拉德派是一个成员复杂的教派：从阶级地位和职业来看，既有那些穷牧师－—激进的和非激进的，也有贵族、骑士、市民和大学的师生；从信仰和活动来看，主要是市民异教的改革者，但也有一些农民平民异教的革命者。

众所周知，劳拉德派中的一些激进牧师，曾经在1381年的起义中一显身手，起义的宣教者约翰·保尔就被认为是“威克利夫先生的学生”。正因为这个缘故，威克利夫及其信徒一时都涉嫌为反叛的共谋者。

“他的穷牧师们被视为宣传社会平等的使者”。僧侣们谴责威克利夫“像蛇一样地进行挑唆，发动农奴反对他的主人”。但无论是威克利夫本人，还是其他未参与起义的劳拉德信徒，当时都未受到政府的追究。

因为劳拉德派并没有以一个组织出现于起义之中，参加起义的仅是它的一些激进成员而已。它事实上不曾被当作叛乱组织而遭镇压，在1381年之后依然存在并继续作为广泛性组织反对天主教会。

1382年，大主教库尔内特靠了国王的支持才把威克利夫和劳拉德派从大学清除出去。但“议会拒绝听任劳拉德教徒遭受迫害”面。到十四世纪九十年代，议会还重新制定了“受任圣职”“教皇权力不得逾越王权”等法令。

因为这时的劳拉德派仍然有很大力量，甚至能通过议会提出要求，它实际上是英国反教会的中心。格林告诉我们：“这个时代一切宗教的和社会的不满，都自发地泛滥于这个新的中心；

农民要求社会平等的梦想、僧侣们激起的仇恨、大贵族对高级教士的嫉妒以及改革的狂热都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对教会的普遍敌意。…女人和男人都成了新宗派的牧师。劳拉德派有自己的学校、自己的书籍。…贵族们公开领导他们的活动，把自己的城堡作为劳拉德信徒的避难所”。

自十四世纪晚期以来在捷克兴起的改革运动，具有十分强烈的民族意识。当时对这个改革积极推动和支持的，不仅有与德国贵族严重对立的捷克市民和中小封建主，而且还有受到德国教俗统治者奴役的广大捷克农民和平民。

共至捷克的国王和大贵族，为了排除异己和扩大利益，在复杂的斗争中也往往利用本民族的改革力量。与同时期的英国一样，1378年开始的教会大分裂为改革提供了外部条件。正是在这样的内外形势下，胡司走上了改革的前列和成为运动的领袖。

1403年，他进入改革中心布拉格的伯利恒教堂不久，就作了捷克大贵族大主教司拜奈克的顾问。凭借这位上级的信任，胡司击败了他在改革派内部的对手，为下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后来，由于“对教士和教会的种种弊端发出严厉的指责”，他与大主教的关系恶化，但又得到捷王瓦茨拉夫的支持。当1409年布拉格大学的捷克人和德国人斗争激烈时，国王直接出面干预大学委员会的权力分配，使捷克人在大学取得优势，胡司被推为改组后的大学的校长。

但胡司的改革并未顺利开展，大主教贿买了新任教皇，使教皇对布拉格发布了禁令并传召胡司至教廷听审。靠了国王做他的后盾和教会正处于分裂、衰弱状态，胡司拒绝应召，仅委托代理人去为之申诉，自己仍留在布拉格继续活动。

他曾经坦率地说出拒绝应召的两点理由：“他的敌人阴谋在去罗马的路上杀害他；而且，他相信教廷里没有什么真理”。从上述情况看来，胡司及其改革事业的每一进展，都与捷克统治者的支持和保护连在一起，都没有脱离上层人士权力斗争的影响。

1411年，由于反对教皇销售赎罪券，胡司得到广大捷克人民的拥护，布拉格因此出现了群众反教会斗争的高潮。但因瓦茨拉夫也能从销售赎罪券中获取收益，胡司没有像前次那样受到支持；群众的激烈行动也引起国王的不满。

胡司不得不避居南方，寻求他的贵族朋友的保护。在以后两年里，由于经常去农村和小镇传教，他有机会了解农民和手工人的疾苦和愿望，从而发表了大量反对教俗贵族和维护人民利益的言论。他这时斗志昂扬，与改革对手进行了激烈论战，写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文，还用捷文翻译了《圣经》。

这些活动和著作，对他的时代和人民都产生重大影响，为后来以他命名的运动奠定了基础。这表明统治者的疏远使胡司接近人民，他从人民获得了巨大力量，人民的生活和苦难正是他激烈战斗的动力和丰富创作的泉源。

他的先驱者威克利夫和后继者马丁·路德，也同样有过与人民紧密相连的时候：他们的战斗檄文发表于那时，他们的光辉事业也完成于那时。而一旦这些改革者脱离了人民，他们的活动和著作就显得如此褊狭和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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